作为曾经的热门投资赛道，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资依旧延续去年的“寒意”，在一二级市场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。尤其在一级市场方面，有数据显示，2023年上半年，中国共196家生物医药企业在一级市场获得融资，总融资额达310亿元。相比去年同期，融资企业数量下降21.6% ，融资总额下降28.6%。

雪上加霜的是，医疗反腐风暴持续发酵，给行业蒙上一层阴影。作为产业链的资本环节，一级市场的生物医药投资是否会受到影响？华锷资本 CEO 安宁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医疗反腐暂时没有影响到一级市场投融资，反而会加速行业“挤泡沫”，激发更多创新来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，这与投资人的投资逻辑是一致的。

据介绍，华锷资本专注于投资中早期或创业初期的生物医药公司，已完成对南京安吉生物、上海宇耀生物、广东新契生物、上海祥耀生物、深圳市泰尔康生物医药、上海邦耀生物等数个创新药或前沿技术平台项目的投资。安宁认为，当前有六大因素支撑我国创新药研发进入黄金时期，未来2-3年生物医药将呈现出像通用型CAR-T技术、核酸药物、神经领域药物研发、抗衰老药物等多方面机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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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药反腐加速企业降本增效

密集出台的医药反腐政策，给整个行业带来巨变。近半个月来，A股多家医疗上市公司纷纷卷入反腐风暴，多家龙头公司股价纷纷以不同程度下跌。由于不少药企都是一级市场医疗投资领域的重要LP之一，如果公司受到反腐的影响，意味着企业短期及中长期的发展都会受到一定影响，包括投资业务。

募资端的短中期影响可以预见，医药反腐对投资端的影响几何？“目前生物医药行业仍处在‘挤泡沫’阶段，医疗反腐仅仅是加速这一过程，从过去的两票制、集采，再到现在的医药反腐，其本质就是要倒逼厂家开始不断降本增效，通过创新不断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。这和投资人对投资标的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。”安宁表示。

安宁认为，在生物医药领域，我国监管部门多年来出台的各种政策潜台词就是不鼓励内卷、鼓励企业加强创新，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。在医改政策的不断深化，以及医疗反腐对“带金销售”等腐败现象的逐步肃清，大量“me too”、“me better”药物，或者创新度不高的产品终将会出局。此外，随着全球竞争力的品种的数量逐步增多，行业基本面出现边际转好，资本会加大对真正具备临床价值和进度领先的产品的投资。

从市场空间来看，安宁列举了一组数据，从全球主要国家创新药销售额占比来看，中国仅有3%，美国占比超过一半，其他发达国家中，日韩也接近10%。此外，医药市场的规模从 2016 年的 1.33 万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.45 万亿元，预计中国医药市场将于 2025 年进一步增长至 2.29 万亿元。

安宁认为，中国医药创新产业开始从“规模化”向“提质增效”演进，已经从仿制药的1.0、me-too和me-better的2.0，逐步过渡至best-in-class和first-in-class的3.0，部分企业的管线已经浮现出3.0创新药企的特征。整个行业即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关键期。“投资人都是聪明的，不会因为政策的短暂影响而忽视整个行业的长期投资价值。”

六大因素支撑医药投资进入“黄金期”

今年以来，医疗投资整体处于收缩和观望的状态。根据《2023年H1全球医疗健康产业资本报告》，上半年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投融资总额约56亿美元（约410.51亿元人民币），同比下降约43%。其中，国内医疗器械领域融资总额环比下降48%。

但安宁依然坚持认为，生物医药在中国进入黄金发展期。理由是：第一，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，全球医药医疗大健康市场规模稳步上升，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2.1万亿美元，2024-2030年复合增长率达4.1%。中国老龄化比例及增速均高于全球水平，在技术进步、产业结构调整和支付能力增加等因素的驱动下，预计未来中国尤其创新药、创新医疗器械等市场规模将处于高速发展阶段。

第二，多项政策鼓励创新药及器械研发。近年来我国颁布了多项政策，明确提及要解决药品药械注册申请积压和鼓励研究创新。CDE评审愈发注重创新性，对真正临床急需、高临床价值的创新药械开通优先评审通道，审评速度提速明显。

第三，带量采购压缩低端仿制药及器械盈利空间，倒逼企业转型。“4+7”带量采购给仿制药械模式带来了较大的冲击，拥有突出的研发能力和良好销售渠道的创新药械企业、高端仿制药械企业将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更高的收益。

第四，医保谈判常态化，创新药械快速进医保利于销售放量。2018年至今的多次医保谈判通过调整品种来减少医保支出，为临床必需药品、创新药械等腾出进入空间。大多数谈判品种进入医保后，虽然价格下降，但销售大幅增长，这也将激励企业进行创新药械的研发。

第五，我国科研人才的持续引进与研发投入的不断加大。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人才及药企人才归国就业。

生物医药领域面临三大挑战和四点机遇

从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融资阶段来看，早期阶段的投融资案例数量占比从2019年的 39.7%上升至2022年的48.4%，近五成投融资交易处于A轮及更早阶段。

对于这样的格局，安宁认为原因有三点：一是政策支持，政府引导基金鼓励投早投小；二是生物医药产业投资具有高风险、周期长的特点，持续的大量的科研资金投入是保障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；三是生物医药领域项目在一、二级市场估值倒挂、医药股破发潮倒逼投资机构聚焦早期阶段项目。

谈及挑战和机遇，安宁认为，虽然生物医药行业拥有老龄化、政策和人才回流三大红利，但也面临着很多挑战。

第一，资金问题。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需要持续性投入，中国的投资机构对于投资项目快速变现的心态，与生物医药的创新研发周期长和一定失败率有所冲突，导致许多生物医药的原创性创新项目拿不到投资，或在推进过程中面临资金不到位的不确定性。

第二，研发人才问题。生物医药产业具备高技术壁垒的特性，创新研发的关键之一便是技术人才的聚集，虽然有人才回流的红利，但中国的生物医药技术高端人才数量尚未能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，包括人才成本在内的研发成本也越来越高。

第三，产业转化问题。目前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面临的转化困境，最主要在于缺乏转化研究评价标准和专家，对原创性创新产品的发展形成了阻碍，从而导致了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同质化创新的困境。

而对于行业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，安宁作出了这样的预测：“纵观世界，我国生物医药发展的整个历程，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，我未来2-3年生物医药的投资机会有以下几方面：通用型CAR-T技术、核酸药物、神经领域药物研发、抗衰老药物。”

并购重组或将成为生物医药投资主流退出渠道

对于VC/PE而言，医药反腐不仅影响到上游的资金募集，在持续高压下，不少医药企业的IPO也面临冲击，创投机构的投资退出，也面临较大变数。截至目前，沪深交易终止IPO的医药公司有十余家，这些企业在被问询过程中，都重点提及了销售费用问题。

事实上，对药企来说，科创板无疑是最理想的IPO场所。但是，随着反腐力度加强，存量拟IPO企业的上市预期或将受到不小的影响，投资人对二级市场退出的压力和担忧也开始增加。

但在安宁看来，机构投资者纷纷调低IPO预期，是很正常的。“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，中国的创新药才刚刚起步，所有的生物医药企业都去努力IPO，不符合行业规律，也不太现实。”安宁表示，市场中存在一直“小而美”的Biotech（生物科技公司），也有厚积薄发蜕变为Biopharm（生物医药公司）的，也有转型成功升级为Bigphram的，未来5-10年内，绝大多数Biotech将会通过并购重组完成升级转型，这才是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。

安宁举例，从美国的Biotech历史投融资数据来看，投资人通过IPO退出的案例仅占不到20%，而通过并购重组退出的案例则高达30%。“我个人认为，未来在中国生物医药领域，并购重组将成为主流，而不是IPO。”安宁表示，做好差异化定位，耐得住寂寞，练好内功，不断创新，市场自然有好的回馈，这个法则对于生物医药公司和投资人都适用。

校对：赵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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